决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许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极得朱祁镇欢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个中秋节，当了整整一年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帝朱祁钰于东安门下辇迎接，朱祁镇下轿答礼。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朱祁镇“驾入南宫”，正式开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刚开始，朱祁镇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朱祁镇发现他这个太上皇与囚徒无异，被禁锢在南内，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数民族政权俘去，又无条件地被释放回来，这还是第一次，堪称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也是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明朝军民坚持抗战的结果。也先送还英宗后，恢复了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而对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杨善，在论功行赏的问题上，明廷中大起争议。当时举朝上下都认为杨善所建是不世奇功，应该封爵，赐丹书铁券，享受一个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但景帝朱祁钰只命杨善以礼部左侍郎迁左都御史，仍掌鸿胪寺事；校尉袁彬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哈铭亦授为锦衣卫试用百户，着改名为杨铭。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显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长回来，所以，出力营救兄长回来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满朝文武都为杨善和袁彬不平。袁彬与英宗关系亲密，事先已经入宫拜见英宗及孙太后，得了英宗亲信宦官金英的嘱咐和提醒，心中早有准备，所以也不以为意，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为迎回英宗已赔上全部家当的杨善则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越是赏薄，越是显得英宗为景帝所忌，越显得他这件大功的盖世之奇。他没有冒昧地改去巴结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时机，只要等到太子朱见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亲，自然能够重见天日。到那时候，杨家的富贵自然滚滚而来。 可惜事与愿违，杨善看到了远处，却看不到更高处。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胜利后，已领悟到臣民不过是皇权下的蝼蚁，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对天子有本能的畏惧，卑贱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于是，废英宗之子、立己子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妃子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朱祁镇虽然被软禁在南宫，不能踏出宫门一步，形若囚徒，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朱祁钰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他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临死前，在遗训中规定了大明皇位继承制度：即嫡长继承制，太子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源于西周时期周公创制，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训。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传弟及尽之后，下面的嗣立者应该是兄之子，还是弟之子呢？理论上应该传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兄终弟及”制度在执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就与“兄终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乱有很大关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传子，王室比较安定”。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看到了两种继承法的不同治乱后果，为了矫正商朝“兄终弟及”继承制度混乱的弊端，正式创立了嫡长制的继承制度。 嫡长制确立后，为后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王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绝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也有人为干扰的因素。 首先谈不可克服的困难。历史上许多皇后往往没有儿子，或者儿子患病早夭，这样，“立嫡”的首要条件得不到保证。举例来说，秦汉两朝共有二十八个皇帝，嫡出者仅三人，东汉皇帝竟无一人嫡出。宋代十八个皇帝中，仅三人嫡出。如此可见，嫡子继位在历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这样，在不能立嫡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长而立的m.ｄＡｏｊUＨＵIｓHoｕ.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