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所谓的正规教育，以能够协助他处理文书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处。基于这一点考虑，朱瞻基认为宦官忠诚可靠，能够保守机密，且朝夕跟随在身边，是最合适的助理。 宦官参与到票拟当中后，逐渐演变成皇帝批阅奏章也多交给司礼监宦官代笔。按照票拟的流程，如果内阁大学士们提出的建议直接被皇帝采纳，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当皇帝不想采纳大学士的意见时，宦官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通常这个时候，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只有司礼监宦官，皇帝会本能地征询征求宦官的意见，宦官则会趁机提出他们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赢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为宦官多谄媚顺从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则更多考虑提议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来限制皇帝的个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纳了宦官的建议，决策便会直接下达，而实际负责执行的六部根本没有机会与皇帝一起讨论复审宦官的意见。 由于司礼监高踞在票拟制度的顶点，有“影子内阁”之称，掌印宦官由此获得了空前的机会，人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最极端的情况是，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时，负责居中传递诏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机会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往诏令上做手脚。而宦官因为生理缺陷，往往心灵扭曲变态，阴狠残暴，加上长期生活在皇宫中，只擅长奉迎巴结之术，缺乏实际的从政才干，一旦他们真正执政，危害极大。这一点，已由无数历史案例所证明。 不过在宣德一朝，由于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强干，宦官专权尚未凸显。他下诏设立内书堂后，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王振本是个读书人出身，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朱瞻基很喜欢王振身上的儒雅书卷气质，特地挑选他出来，任命为东宫局郎，专门服侍皇太子朱祁镇。 当时的朱祁镇还只是个孩童，博学多闻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表现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对方口中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太子朱祁镇登基为帝，是为明英宗。八个月后，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 司礼监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号称“第一署”，下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官职。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掌印之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宜。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王振执掌司礼监，可谓如鱼得水，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 既有票拟制度给宦官弄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又有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年幼皇帝，王振成为司礼监权力膨胀的最大受益者。所谓“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他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 只是，王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不是当年失意落魄却胸怀大志的书生。他在宫禁多年，足不出户，习惯与宦官为伍。他的所谓政治才干，在明眼人的眼中，不过是逞显技能，玩弄阴谋。 然而，一个多年来怀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觑且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一旦得到了机会，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权力。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明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利用朱祁镇的信任，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 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执掌京营兵权，又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执掌锦衣卫。明英宗朱祁镇因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明代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王振本人也成为明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权力极重的宦官。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m.ｄaＯＪuＨＵIshｏＵ.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