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醒来，睁开眼睛，说的第一一句话——“他打开冰柜了！” 她不清楚自己为何在医院，更不晓得已远离家乡到了上海。她以为自己早就死了，被坏人强奸后杀害，变成一具赤裸的尸体，塞在食品厂的冰柜里，始终没被人发现，度过了一年半时光。但她并不孤独，因为一个神秘而遥远的朋友。那个人很有趣，也有男人魅力，经常跟她说起外面的世界，偶尔也说他自己的故事，陪伴她度过每一个漫漫长夜，晚安道别，早安问候…… 医生只能告诉她——“这是一一场漫长的噩梦，但你是个超级幸运的女孩，很高兴你能醒来。这又是一个足以写入医学史的奇迹。” 此时，此刻，我最亲爱的朋友啊，第一次，不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喘气会眨眼还有心跳的，嘴里的热气喷涌到你鼻尖，突然害羞到脸红的女孩子。 她在我的面前，触手可及。而我的手里，捏着一枝饱满的玫瑰。 “你好，圣诞快乐！” 女孩凝视着我说话了，就像语音里听到过的声音，好像还在那个无边无际的梦里。她的双眼泛动情人般的泪光。我确信无疑，她认识我，虽然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刹那间，我放下玫瑰，转身飞奔而去，从她的世界彻底消失。 再见，朋友！ 第30夜 与神同行的一夜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 但我已飞过。 ——泰戈尔《流萤集》 二○○八年是个闰年，也是国际语言年、国际地球年、国际卫生年。起先陈冠希老师上了头条，旋即南方雪灾、暮春汶川地震、盛夏北京奥运、仲秋“神舟”七号太空漫步。 春节前夕，我去印度和尼泊尔旅行。从上海飞德里，先去斋普尔，再赴阿格拉的泰姬陵，从德里乘机抵达加德满都。我在博卡拉住了三晚，再经加德满都飞回德里。 最后一夜，我在德里机场度过。 我低估了印度北部的冬天，北风爬过兴都库什山与帕米尔高原，席卷过克什米尔山谷，蹂躏着亚穆纳河畔以及莫卧儿人的帝都。当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为之诧异怜悯的不计其数的流浪汉，包裹着单薄的南亚式线衫或毛毯露宿街头，还不如随处可见的马匹、骆驼与野狗。我在机场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取到登机牌，才知道航班延误，不知要等多久。我托运了两个行李箱，装满各种以波斯风格的帝王将相、花鸟虫鱼为装饰的漆器盒子。我把它们像俄罗斯套娃那样装起来，大盒子套小盒子再装更迷你的盒子。我还手提两个大包，全是难辨真假的开司米羊绒地毯。 过了印度海关，透过候机楼的玻璃，眺望德里难得清澈的夜空。大概是寒流洁净了空气，一排排巨大的国际航班飞机涂装着的各自标志，在跑道灯光和无垠黑夜的衬托下，散发着乡间夜总会争奇斗艳的浓浓气息。 晚点，机场等候，无处可去，如丧家之犬。延误航班堆积如山，许多欧美背包客各自寻找空地坐下，有些干脆全家打起地铺。路过贵宾休息室门口，偶遇一场轻度争吵。男服务生用印度人特有的表情申明某种无奈，抗议的旅客是个戴着口罩、包裹着厚头巾的印度男人，露出一双老鹰似的眼睛。他鹤立鸡群，个头至少一米八五。从眼角皱纹看来已上了年纪。和许多印度人一样，眉心着一点朱砂。古风白袍，衣摆飘飘，从头顶到脚底，加上羊毛围巾，像宝莱坞电影里的蒙面强盗，又不似裹头巾的锡克人。虽然我的英语拙劣不堪，但这些天耳濡目染，已能与店主讨价还价——“this one”“how much money”“impossible……我的印式英讲水平突飞猛进，竟然听懂了争执的大概。因为航班大面 积延误，头等舱和商务舱休息室人满为患，不再接待更多乘客。该印度男人几乎要摘下口罩，露出真容，但手指颤抖着垂落，悻悻然走开。 我订的经济舱，登机口坐满了人，至少有两个航班的乘客挤在一起。我害怕在机场过夜，也不期待这种环境里的艳遇，尽管眼前闪过一两个印度与欧美的美人儿，浓烈的香水味冲了我一鼻子。趁着还有大把时间，我去免税店买了两条烟：上海卷烟厂的中华，包装上全是恶俗的图案，价格比国内便宜不少。我这辈子没抽过一支烟却要经常买烟送人。 好不容易，觅到个空荡荡的书店。下雪了。不是幻觉。雪花细碎轻盈，比不得北国的鹅毛大雪，却被横冲直撞的风裹挟，在候机楼的玻璃上，砸出无数小白点。 “德里近一百年来的第一场雪。”背后传来一句典雅悠长的印式英语。 回头看到说话人的脸，裹着白色头巾，好像刚从《一千零一夜》中的飞毯上下来，就要掏出笛子与眼镜蛇——这不是在贵宾休息室门口撞见的印度老爹吗？ 他的口罩不见了，面孔罕见的白，几乎像南欧人的肤色。五官是标准Ｍ.ＤＡOＪＵｈＵＩSHｏU.CｏＭ